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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0-01-11 16:36:32   作者:匿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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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hg888.org.cn,他生前光芒万丈,死后令人唏嘘不已。

他是世界级的大导演,edward yang。

他是你我心中永远的,杨德昌。

陆川说,《牯岭街杀人事件》是照亮我们黑暗青春的一盏明灯。

马丁斯科赛斯在看完《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后说,诚实的说,你的电影,在所有层面上开拓了我的眼界,让我感动。

杨德昌是杉姐的电影启蒙老师,学习电影十年,至今仍无法忘记那4个小时颠覆世界的昏暗观影时间,《牯岭街 》像一扇爱丽丝梦游仙境的大门一样让我见识了什么是电影。

他在一个有限的时间里传达出了一个“社会百科全书”式的无限空间。

2017年是杨德昌的十年之祭,桃园电影节播出了一部纪念杨德昌的最新纪录片。

《十年,再见杨德昌》

豆瓣评分9.4。

《十年,再见杨德昌》采访了当年与他共事的兄弟和受他影响的后辈,这些人的名字至今在台湾电影届甚至世界影坛都十分重要。

他们是:柯一正、小野、余为彦、杜笃之、张震、陈湘琪、魏德圣、陈希圣、陈博文、陈骏霖、虞戡平、唐从圣、鸿鸿、姜秀琼、王维明。

整部纪录片没有杨德昌电影影像的回忆,杨德昌的自画像印在窗子的玻璃上,给人一种平静之感。

也拉开了他与我们的距离,是的,他始终如一个观望着。

本应是伤感和严肃的采访氛围却因为大家讲到杨德昌导演在片场的往事而变成了“杨德昌吐槽大会”。

杨德昌在片场常说的一句话是:“那个人,不要再出现了!”

杨德昌的御用录音师杜笃之印象最深刻的一张照片,是他在安慰发脾气的杨德昌。

张震说,年少时在现场常常被他吓到,杨德昌总是先摔帽子、再摔对讲机。

《牯岭街》中扮演小四二姐的姜秀琼说,杨德昌经常是三字经、五字经的骂。

《独立时代》中的女主陈湘琪说杨德昌是片场暴君。

中影企划组长小野说起还是新人时期的杨德昌,面对前辈依然天天摔东西、大骂中影体制。

以致于当记者问到魏德圣当时在杨德昌剧组的工作是什么时,他不假思索的回答:“被骂”。

记者:你有没有给他骂过?

魏德圣:没有一天是不被骂的。

第一次见杨德昌时,很多人对他的印象很好。

高大、帅气、笑眯眯的温和长辈。

张震说杨德昌的穿着打扮很特别,阿玛尼的经典款眼睛、49ers的帽子、eagles football 的夹克。

一句话:“哇,帅哥”。

杜笃之第一次见到他是在《1905年的冬天》这部电视剧中,他的第一反应是:“哇,一个很高大的男生”。

(说到这里,杜笃之眼睛都亮了)

但是,这些所有的好印象全部都在这些人看到片场的杨德昌后有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

进入到拍摄期的杨德昌是这个样子:

吹毛求疵

一点点不如他的意就生气

摔对讲机

然后骂三字经

然后连路人都要骂

所以,和杨德昌拍过戏后的魏德圣惊喜的发现传说中的那个杨德昌导演终于回来了。

2000年,《一一》被法国媒体形容为“把生命的诗篇透过电影传颂吟唱”,他也因此摘得戛纳国际电影节最佳导演奖的奖杯。

2007年,杨德昌获得台湾金马奖终身成就奖。

其作品深刻、理性,有强烈的社会意识,被称作“台湾社会的手术刀”。

台湾著名影评人焦雄屏评价他:杨德昌是当之无愧的电影大师,这早已被公认。他是世界级的人物,他的艺术成就让所有人都骄傲。

《光阴的故事》拉开台湾新电影的序幕

杨德昌是台湾新电影运动标杆式的人物。

台湾新电影出现之前,台湾新闻局重新规范了电影尺度,制定电影分级制,文学和电影都有了松动的土壤,渐渐走出逃避主义的庇荫。

电影一改往日的假大空,开始记忆历史、抒发真实情感。

再加上80年代初期台湾电影类型不振、制作粗糙、格调低下,许多电影工作者都感到了台湾电影正处于危机时刻。

当时的中影十分缺人,十几年没有新人。中影这样的官办机构也在努力寻求变革。

电机工程专业出身的杨德昌在美国工作了7年后回到台湾开始了自己的电影生涯。

中影大胆启用新人杨德昌、陶德辰、张毅、柯一正来担任导演,拍摄了四段式故事片《光阴的故事》,就此拉开台湾新电影运动的序幕。

小野第一次见到杨德昌,就是因为拍摄《光阴的故事》。

《光阴的故事》本来是陶德臣写好了故事报到文公会的,讲台湾50、60、70、80年代各一个故事,但选中后小野选择尊重导演,故事可以不要,重新来过。

杨德昌当场就表示自己当然不要,他说我只要一个第一次来月经的女孩带着一个比她还小的弟弟就能把故事讲清楚。

小男孩带一个圆圆的眼镜,后来我们发现这个小男孩和杨德昌小时候一模一样。

《一一》中喜欢拍人背影的小孩也是这个模样,所以在他的电影里永远有一个小杨德昌,一个对世界充满了好奇的小孩的样子。

拍完《光阴的故事》之后,影评人焦雄屏、黄建业张昌彦立刻在报纸上毫不留情的给四位新人导演打分数,结果杨德昌的短片《指望》各项指标全部拿了第一名。

那种“少女怀春”以及孩子对成长的渴望在他的镜头下格外细腻。

杨德昌几乎是从一开始就得到了所有人的肯定。

挑战权威

从《海滩的一天》开始,杨德昌第一次挑战中影,所有制度他都不要,例如他提出不用中影的摄影师。

中影高层当时为此开了一个紧急会议,会议的大致内容就是“开玩笑!大导演来我们中影都要用我们的摄影师,你一个年轻小伙子拍个四分之一电影,就这么屌”。

大家把杨德昌从开始骂到结束。

但最后的结论是,小野接到当时中影经理明骥的电话:“小野,如果他(杨德昌)再坚持,换人。”

他们得到的结论是,杨德昌太有才华了,不管多难搞都要搞定他。

和他工作后,我们成了彼此的恐怖分子

《恐怖分子》拍摄现场

拍摄《恐怖分子》时,小野担任编剧,他在《十年,在见杨德昌》的采访中回忆,杨德昌经常是半夜去按他家的电铃,以致于《恐怖分子》把他们拍成了彼此的恐怖分子。

而杨德昌半夜去按别人家的门铃居然不是因为工作,换完了咖啡厅的每一个位子居然不是因为气氛不对,仅仅只是想找人发泄下不好的心情。

小野写了很厚的一摞信痛骂他,大致内容是:

杨德昌,你有一种病叫小飞侠并发症,想得很多,要出手的时候开始犹豫,找各种借口退缩,谁跟你合作谁倒霉,你害死我了,你害死我在中影的信任度了,你等于害死我们全部的制度......你都怪别人不怪自己吗?

寄信之前小野先把信给吴念真看,吴念真说:“不要寄啦,你又不是不知道他是谁,他不会有错,都是你错,你寄给他他只有更恨你”。

结果,收到信的杨德昌打电话给小野时只说了一句话,“你的信我看了”,之后电话那头传来的就全是杨德昌气到发抖的声音。

这封信后,杨德昌再也不找借口了,他说:“拍啦,《恐怖分子》啦”。

拍完《恐怖分子》之后,他非常不满意,一直骂人,说自己就是妥协后拍的,就是没有准备好,虽然《恐怖分子》拿下了当年的金马奖最佳影片。

虽然小野一直说杨德昌有小飞侠并发症,但在五年后看到《牯岭街》后,他原谅了杨德昌,他才发现不是杨德昌的错,而是整个台湾的大环境跟他合不来。

《牯岭街》用了2000多万的资金,在当时是大制作了,因为当时的电影能拍到800万的已属罕见。

杨德昌为了拍戏效果,常常不择手段。

张震说,当年拍摄《牯岭街》,有一次刚到片场他就被导演大骂,然后要求面壁思过一小时,14岁的他吓得浑身发抖,结果不到一个小时就被导演叫出来拍戏,那场戏刚好就是要张震当时的那个状态。

在杨德昌公司工作的人,每个都必需是全能选手,你是副导演也是木工,导演组身上挂的枪、抹布、铁锤、刨刀、电钻,diy的高手。

拍《一一》的时候,开场的戏是气球忽然破掉,杨德昌的剧组里,导演组、道具组每个人都在玩气球,因为大家都在想怎样控制气球。

以上这些干货,全部来自于《十年,再见杨德昌》中的被访者。

这些被访者中,最懂杨德昌的恐怕要数杜笃之。

杜笃之参与了杨德昌的每一部电影作品。

从《光阴的故事开始》第一次见面。

杜笃之因为对陈旧的录音技术不满,尝试新技术被老师傅修理,却得到了杨德昌等人的赞赏。

他们如所有知音一般很快找到了默契。

两人经历了电影事后配音到同期录音的变革。

而《牯岭街》是杜笃之第一次使用同步录音的作品,很难想象之前的观众连林青霞、甄珍的声音都没有听到过。

当杜笃之还籍籍无名的小辈时,杨德昌点名每部作品都要由他来录音。

杜笃之回忆说,杨德昌格外重视电影的技术细节,这在之前的导演是没有过的。

这些细节也正是杜笃之想做的东西,所以他们很快就很合。

两人半夜开车上山,只为录一条车子开过的声音。

《海滩的一天》在日式的房间里,杜笃之当时为了录音想要搭一块很大的地板,以杜笃之当时的身份和地位,别的导演不可能答应他的要求的,但杨德昌答应了。

《牯岭街》中,冰店堵人那场戏,杨德昌和杜笃之自己制造降雨车,让整个小公园下雨。

杨德昌和杜笃之在一起,知音相遇,什么事情都可以自己来。

有人说他在片场经常骂人、经常发脾气,很多人跟他合不来。

但杜笃之认为,和一个不平凡的人用不平凡的方式拍电影,才能拍出好作品。

讲到两个人最后一次通电话约见面,杜笃之眼含热泪非常遗憾没有去见杨德昌。

《十年,再见杨德昌》中的最后一集的被访者是魏德圣,他曾怀着对杨德昌的无限崇敬在学生时代就去到了杨德昌的公司。

在这里,他的第一份工作是做杨德昌的司机,第一次载杨德昌,魏德圣满身是汗。

后来,魏德圣因为剧本获奖受到杨德昌的关注,开始在杨德昌的剧组做助理导演。

结果很多人因为时间问题离开,他莫名其妙的变副导演了。

他的第一个反应是,哇,完蛋了!

因为当时的技术组全部都是杜笃之一样的国际级大牌,但是制片组、场务组、导演组、道具组全部是一群新人。

魏德圣就带着这一群毫无电影拍摄经验的人和这群国际组的人对接,杨导在现场飚成什么样子,可想而知。

情况最糟糕的一次,杨德昌搬起椅子差点要打魏德圣。

但第二天,杨德昌还是来给他道歉,魏德圣瞬间感动。

虽然每天的工作就是被骂,连靠墙站一下都是奢望,但魏德圣也坦言,在这里他学到了这辈子最多的东西。

直到现在,每次自己在拍戏过程中想要松懈的时候,魏德圣就会想到如果是杨导在拍这部电影,这个镜头能过吗?

谈到《赛德克.巴莱》因资金缺乏一度难以维持拍摄,但他依然在跟自己的老师比赛,想到《牯岭街》当时也因资金问题拍摄困难,坚持拍摄8个月时,魏德圣坚持拍了10个月拍完整部电影。

虽然和杨德昌有过多次不愉快的经历,但他讲到自己因工作原因去美国时,特意抽出时间翻墙去看望杨德昌的墓碑时,我们知道,在他的心里杨德昌是一位对他影响至深的老师。

张震承认自己做演员和拍《牯岭街》有很大的关系。

因为《牯岭街》让张震感受到了大家为了同一件事情在努力、在工作的感觉。

十、五六岁打工时,张震选择去杨德昌的公司,希望再次回到那个大家庭。

《牯岭街》中的扮演小四二姐的姜秀琼说当她第一次在大银幕上看到《牯岭街》时,那个震撼的感觉,让她选择了“做电影”。

此外,杨德昌一手带出来的子弟兵还有《牯岭街》的编剧鸿鸿、杨顺清、《独立时代》的副导演陈以文、王维明还有女主角陈湘琪,《一一》的制片人陈希圣等。

很多人提到过杨德昌的语言能力不如他的绘画能力。

有一次,柯一正问他《青梅竹马》要拍什么,他说拍侯孝贤在路上走,进电梯,电梯门打开,侯孝贤没出来,电梯门关,再开再关再开,他出来。

当时没人明白他在讲什么,后来片子出来大家才知道,他说的是一种状态,是镜头语言。

鸿鸿说,这个时代慢慢追上了杨德昌,和他最开心的距离是做他的电影观众,因为和他工作太痛苦了,吹毛求疵,山崩地裂。

吴念真说,杨的现场他真的不是很喜欢去,因为太严肃了。

陈圣希找朋友来做助理导演,结果这个朋友看完就说你们这边好恐怖,我还是不要来了。陈希圣问为什么,他说你们这么大的现场,一百多张办公桌,全剧组没一个人敢坐着……

《牯岭街》后期配音时,张震刚好是青春期变声,有一次效果出不来,杨德昌就在录音室门口大喊:“张震,出来,我们两个到外面单挑!”制片人马上回了一句:“他才14岁啊,你有神经病啊!”

2000年,《一一》在戛纳拿了最佳导演奖,杨德昌回到母校交通大学办台湾首映。电影开演,有个记者跑到银幕前举起摄像机要拍前排观众。杨德昌大喊一声,“我操你妈的b!”,随即冲过去踹那个人,一路把他赶出去。

在他看来,谁都不能打扰电影。

他曾把陈湘琪扣下来练台词一百遍直到第二天清晨,但自己也在办公室一旁坚守着,虽然这场戏最后完全被剪掉。

杨德昌是漫画家,每个镜头翻出来他的分镜脚本,跟画面都一模一样,甚至连演员的表情都一样。

正因为他是这样的严谨、绝对不妥协,所以他和每个人都显得格格不入。

因为他身边的人都是一群“差不多先生”,只有他一人在追求绝对中的绝对。

《十年,再见杨德昌》通过对这15位杨德昌子弟兵、战友的采访,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多面的杨德昌。

学习到了许多电影拍摄现场的处理方式,如杜笃之讲到《牯岭街》中,杨德昌是如何学习塔可夫斯基的。

《十年,再见杨德昌》更让我们看到了一个蓬勃向上、人才辈出的台湾新电影黄金时代。

每一位电影人都让我们感动,杜笃之讲到全台湾的第一套录音设备,是侯孝贤自己借了一百七八十万送给他的。

从这个层面来看,《十年,再见杨德昌》记录的不仅仅是杨德昌,而是和他有关的一批人,是一个时代。

姜秀琼或许是最了解他的人,她说自己一直不愿意接受采访是因为她知道,杨导肯定不喜欢。

她说,我没有看到他,真的好好享受过生活。

杨德昌去世时,心爱的儿子才7岁。

他这一生所有极度的愤怒和极度的喜悦都来自于电影。

有人说冲动是魔鬼,但对于杨德昌来说,冲动是它所有创作的源泉。

杜笃之说,你要理解他,一个人脾气那么大,惹那么多人讨厌以后,他还是那么倔那么野蛮,那可不是简单的情商低。当然是自私,谁不自私,那你看他的电影,被震撼之后呢。

《牯岭街》剧本的准备耗时3年。

构思《一一》的故事,杨德昌花了15年。

吴念真不止一次说过,“”这个王八蛋,拍片速度太慢了,不然怎么会只有那几部电影呢”。

杨德昌在短暂的生命中仅仅留下了七部半作品。

他点燃了电影,电影也燃烧了他。

十年之前忽然传来的噩耗令多少人唏嘘不已,至今仍无法相信。

但与杨德昌最好的距离不就是做他的观众吗?

他走了,但“爱与希望不死”。

他走了,但杨德昌电影不死。

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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